马:如果从一九四四年与水利打交道算起,到一九八八年您已经从事水利工作四十四年,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计算,您在水利部领导位置上也有三十六年,见证、参与了新中国水利的历史。
钱:我虽然离开了水利部,但是我仍在研究中国的水利问题。一九八八年离开水利部后,我开始反思过去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我首先约了一部分老同志,共同编了一本《中国水利》,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水利所走过的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黄河还没有断流呢。
进入九十年代,黄河开始断流。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它的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也在思考,我一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黄河流域的开发历史有两千年以上。难道断流才是我们治河、用水的最终结局?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了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离开水利部进入政协后,我开始结交了其他领域的许多朋友,开始“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了。就好比是照相,我当部长时,总是用近镜头看水利,而退下来之后就开始照远景,更全面地看问题了。
马:拉开了距离,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了。
钱:比较更客观地看一看走过的路了。一九九九年,中国工程院委托我和张光斗同志,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我率领专家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在西大海子水库的大坝上,看见了两幅截然不同的景象:西面碧水盈盈,东面河道干涸。
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天然绿洲已经化为沙漠,甚至连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都枯萎死去。我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这件事给我触动非常大,咱们这些搞水利的,干过了头,也会产生副作用,水利工作要以此为戒啊。二零零三年“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塔里木河,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马:您有勇气承担责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钱:我越来越认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河流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引发了河流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
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注重开发利用水资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在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问题,我提出了“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新观点:一方面,人类为了本身的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另一方面,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从水资源的战略角度看,要转变观念,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还提出,目前我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许多误区,水利部门要从传统的供水管理转向以需水管理。近年来我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这些观点。
马: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水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钱:一般认为,中国水利面临的问题是:水多、水少、水脏。水多,指的是洪水问题。对洪水,应当实行战略转变,从以建设防洪工程体系为主的战略转到:在防洪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建成全面的防洪减灾工作体系,在遭遇特大洪水时,有计划地开放蓄洪和行洪区,达到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对于水少的问题,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水平,是可以支持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提高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其实,中国水利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水多和水少,而是水质污染和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水环境退化。我国水环境退化的主要表现为:不少地方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如果不及时扭转,将威胁到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利界对此虽已开始重视并采取措施,但还没有达到高度的共识和重视。
马:所以,水利工作的重点不是调水而是节水。
钱:对。整个水利工作都应贯彻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精神,将水资源投资的重点转向节水、防污和环保。对各地的水利投资,要改变“中央投资用于开源,地方投资用于节水”的做法。此外,还应积极、有步骤地推行水价改革。西方国家把推行水价改革作为加强需水管理的首要措施;在中国,实践证明,推行水价改革也是促进节水的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当前,许多城市的自来水管网漏损水量达到15%甚至20%以上,污水处理厂绝大部分不能正常运行,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浪费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水价太低。
马:在您看来,中国的水资源问题自己能够解决?
钱:能够解决,没有问题。美国人七十年代前后有两次水资源评价,第一次就是认为水不够,第二次研究发现,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事实上,现在我们中国用水的增长已经慢下来了。只要实现战略转变,中国的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跟一位英国人讲过,我说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中国人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说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人是没有道理的。总的趋势是,社会经济进步了以后,用水会少。因为,各种用水中,农业用水属于植物的蒸腾和蒸发耗水,用水量最多,而且不能回归河流。工业用水量比它少,而且可以回归河流,关键是解决污染。
第三产业用水更少。一些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粗放的农业社会,误以为发展工业将大量增加用水。其实,进入工业社会后,农业人口将减少,粗放农业有条件改造为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加现代工业的用水总量将比粗放农业的用水量减少。
马:从战略角度讲,中国水资源没有问题。
钱:没有问题。中国粮食也没有问题,中国的粮食还是要依靠中部和东部,绝对不应当拿新疆的粮食救中国,新疆不能成为国家粮食的生产基地,只要他自给自足就可以了。我们依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业耕地就可以养活中国人,需要合理地配置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要适合于自然环境。
马:而不是硬性地改变地貌,非得把沙漠变成绿洲。
钱:《科学时报》报道了甘肃专家们提的意见:你们要把黄河的水调到民勤,把民勤作为商品粮基地,为什么不在黄河附近搞商品粮基地,偏要把水调到遥远的民勤呢?所以,问题是怎样合理地调整产业布局。
有些地方的水利部门老是讲,我这个地方的水资源布局不能适应经济布局,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研究,你们的经济布局是不是适应水资源布局?当年别人启发了我。那个时候讨论南水北调,天津种水稻缺水,要把江苏的水调到天津,江苏人就问我,你把水调到天津种水稻,你让我们这里种水稻不可以吗?
马:从整个水利界来说,需要转变观念。
钱:我一生献身水利事业,可是也曾两次“背叛”水利界。第一次是葛洲坝建设时,设计方案争论时我站在了交通部门一边。第二次“背叛”发生在前几年。深圳河污染非常厉害,需要治理。深圳城建局拿出来的方案是“分散治理,从污染源治起”。而由水利局合并而来的水务局认为从源头治污太麻烦了,提了一个方案叫“大截大排大引”,把污水一起截流,到珠江口那里建设一个集中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进珠江,大截了以后水源不够怎么办?再大引,从东江引水来。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最擅长的。结果两个方案争执不下,深圳市领导有的赞成这个方案,有的赞成那个方案。春节期间我到深圳,深圳市领导请我帮忙定下方案。回京后,我打招呼,水利部组织了一些专家成立工作组到深圳。深圳水务局一看这个阵势,认为这个官司必能打赢。可是后来我组织了一批专家去论证,双方发言针锋相对,最后讨论结果,我支持城建局的方案。第二天我一回到北京,城建部的人先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都知道你在深圳的结论了。而水利部门的一些人则议论纷纷。到最后水利部门的人员也承认了,说这个方案是对的。最后大家同意按照这个方案来做,现在很有成效。
马:您如何评价中国水利的六十年?
钱:成就辉煌,中国水利在六十年间起了历史性、根本性的变化。从我小时候起,每天报上长篇累牍都是水旱灾害,旱的时候,不少地方以观音土充饥,大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饿殍载道。连年的水旱灾害,每一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
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了。现在呢,江河建成了新的格局,常遇水旱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农业建立了高产稳产的基础,城市工业得到快速发展。虽然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和挫折。从大的方面讲起来,经过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到九十年代水利又一步一步地被重视,可以说兴起了第三次高潮。
马:在这个过程中,水利的矛盾也在逐渐转化。
钱:九十年代以黄河断流为标志,说明水利的矛盾开始改变了,新的矛盾是有的地方水资源过度开发。之前主要是水资源没有充分开发。
如果以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把中国的水利分成三个阶段:古代水利、近代水利、现代水利。中国的古代水利是很辉煌的,秦朝以后有三次水利大发展,分别是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带动人口大增长。
马: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水利的基础学科开始建立,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
钱:但是中国却落后了。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不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相反已有的水利设施都无力维修,效益退化。世界各国进入了近代水利,中国却停滞不前,甚至于古代水利的成果都被毁坏了。
马:中国进入不了近代水利的大门。
钱:对,一直在近代水利门外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就加快了进入近代水利的步伐,追赶那些已经进入近代水利的国家。但是在“二战”以后,世界上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
马:我们还没有追赶上,人家已经开始进入新阶段了。
钱:但是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完成近代水利,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的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新的矛盾出现了,有的地方水资源过度开发,这其实是警示我们,近代水利已经走到顶头了,应当开始转变到现代水利阶段了。现在我们应该自觉地转入现代水利。
马:也就是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水环境。
钱: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水利工作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再依过去的老路走,不行。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和河流和谐发展的观念。放眼全世界,观念都在进步。水利界的观念也需要转变。
马:您一辈子献身水利,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评价?
钱:水利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水利。水利涉及天、地、人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也并不“万事如意”。在取得胜利和成绩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从失败和挫折中,使我学到很多知识,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我所得到的知识,是人民用血汗代价换来的,这些知识不属于我个人。
我就像计算机的存储器,几十年来水利的经验,特别是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都存储在我这儿,所以我余生的责任,就是要把我存储的东西都交出来。还给人民,尽量化为成就,以补偿过去遭受的损失。
马:一些老人喜欢写回忆录,水利界的林一山、张光斗都写了回忆录。
钱: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我是属于那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那种人。我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有人提出要给我写传记,我拒绝了。我跟他们说,我还不想写过去的历史,我还愿意参与创造今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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