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历史】之二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工作 | 钱正英水利工作历史记录之三

马：那就是说，解放前您和水利打交道已经有三次了，淮河、运河，然后又到黄河。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钱：很有影响，让我认识了水利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比如，在黄河工作的时候，我有时间就阅读黄河的历史文献，包括清朝河督靳辅和他的“参谋长”陈璜的，以及明代治黄专家潘季训的文稿都找来看，也包括国民党请来帮助治理黄河的那些美国专家、德国专家以及我国的专家李仪祉先生等的文献。

马：回到华东后，您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

钱：据一些老同志事后来告诉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他们说一些军队的干部很支持我。从那以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了全国。我调到中央水利部后，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散会后见到李先念同志，他招呼我坐他的车送我回去，他说，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马：二十七岁的“黄毛丫头”能够被任命为一个大区的水利部副部长，恐怕主要是您在山东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钱： 可是我大学还没毕业呢!调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了一套大学四年级未学完的教科书。

马：那您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钱：第一个工作是：苏北行政公署以工代赈修新沂河，开工以后，因为经验不足，经费不够，“骑虎难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应不应再修下去? 争论很大。我到华东水利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调查新沂河该不该搞。调查后我认为，新沂河还是该搞的，但是一定要上级政府给予支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派我带着新沂河的调查报告到中央水利部去，党组书记李葆华接待了我并带我到周总理那里汇报。

马：这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吗?

钱：第一次见，兴奋又紧张，最后总理决定支持这个工程。

马：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是谁，有几位副部长?

钱：部长是冷，黄炎培先生的同事，党组书记刘宠光是副部长，我的老上级，另一位副部长汪胡祯是留学美国的著名专家，我排在最后一个。那时刘宠光兼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局长。一九五零年大水，淮堤决口，安徽受灾惨重，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了治淮委员会，主任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第一副主任是安徽省省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是刘宠光同志兼。但这位省委书记，不欢迎刘宠光，要求换人。治淮委员会有三个部，曾山派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去，一位担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位担任财务部长，汪胡祯原来就是兼工程部部长，我给他当助手，担任工程部副部长。

马：在治淮委员会您做了哪些工作?

钱：我到了安徽，水利部的苏联专家到淮河来指导工作，我陪着他。他建议在淮河润河集抢建一个蓄洪水闸，搞出一个设计方案。淮委要我去当总指挥，要求在汛前完工。完工以后，我们感觉不踏实，因为由于时间仓促，按苏联专家的设计，没有按常规在闸门下游修建防冲消力池，而是简单挖了一个防冲的槽。第二年我已经调到水利部了，对这个工程做了模型试验，补修了闸下的消力池。但一九五四年淮河大水，一开闸就把这个水闸冲掉了。到底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问题?也没法说了。我向周总理写了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请李葆华转交，周总理说主要是缺乏经验，没有追究。

一九五二年淮河地区下雨，内涝成灾。安徽省委书记说我们治淮方针有问题，组织了一个干部会，发动安徽的干部把我攻得一塌糊涂。会后那些干部跟我说，他们是“奉命批判”。曾山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有说话就回去了。我当时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和几位淮委同志送曾山到火车站，大家默默无言。曾山同志随后到北京汇报，中央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到蚌埠主持开党内会议。李葆华回中央汇报后，中央说安徽是“事后诸葛亮”。

这次会议开完，我就被调回上海生孩子。当初和我一起去的两位同志被整得很惨，都被整成了“叛徒”、“反革命”，开除党籍，“文革”后才平反。在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发表公告，调我到水利部当副部长。

马：事先也没有跟您谈?

钱：根本不知道。我爱人在交通大学工作，我住在交通大学的宿舍里，准备产假后回安徽去的。

马：现在回头看，一九五二年为什么调您到水利部工作，应该清楚了吧。

钱：不清楚。

马：您二十九岁就成为副部长，当时水利部部长还是傅作义将军，他的年龄差不多是你的两倍。

钱：成立水利部的时候，毛主席请周总理征求傅作义的意见，问他愿意当哪个部的部长，傅作义选择的是水利部。周总理还请他提名一个副部长做他的助手，他没有挑他的部下，而是提名水利专家张含英。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

这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护，我几次运动都过不了关。所以一个书记很重要，书记正派，干部就不会出事;书记不正派，下面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华也有争论，有些争论还很激烈。在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为水电站装机多少，我们有不同意见，他坚持要增加装机，我认为他根本外行，就在电话里边跟他争论，最后把电话机摔了，我的秘书看得都发呆了。可是吵完了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够容忍不同意见。

马：在水利部您主要负责什么?

钱：就是业务。

马：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水利处于一种什么状况?

钱：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百年，国势极度衰落。从江河格局来讲，一八五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以后，黄河由夺淮入海改从利津单独入海，黄河南北的淮河和海河都摆脱了历史上被黄河夺走出路的干扰，但原有的水系已被破坏。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长江大水，向洞庭湖冲开了藕池口和松滋口两个大口子，形成了四口入洞庭湖的局面，江汉平原灾害有所缓解，但洞庭湖淤积、围垦，防洪压力越来越严重。长江、黄河在一百年中格局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照说水利应该相应地跟上，但是那个时候水利建设基本上停滞，水旱灾害频繁。

从二十世纪数过来，一九一五年珠江大水，淹了广州;一九二○年北方大旱;一九二一年江淮大水;一九二八年华北、西北、西南大旱;一九二九年黄河流域大旱;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淹了武汉，南京也淹了半个城;一九三三年黄河大水，黄河两岸都决了口;一九三五年，黄河南岸再次决口，同时汉江和洞庭湖的澧水发生大水灾;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挖开花园口;一九三九年海河大水，淹了天津;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华北大旱，广东也大旱。连年的水旱灾害，每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马：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如何重视水利工作的?

钱：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重视水利。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我当时未曾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后听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兴奋描述。

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一九五零年八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国家建设计划中，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

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首先要着手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

马：土改完成后，第一就是兴修水利，可见周总理对水利的重视。

钱：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

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水利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钱：国民党时代多年战乱，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所以，新中国水利的重点是修复堤防，同时也开始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例如：为了打开原属淮河流域，被黄河夺淮所堵塞的沂河、沭河和泗水的出路，苏鲁两省人民在战争刚结束就协作开辟了漫滩行洪的新沂河和新沭河;一九五零年冬，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始全面治理淮河。为了安排长江洪水的调蓄措施，修建了荆江分洪区。又例如：黄河下游从来不敢引黄灌溉，但以黄河人民胜利渠为开端，开辟了黄河下游的灌区。在威胁首都安全的海河支流永定河上，开工修建官厅水库。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可以拦蓄官厅以上百年一遇的洪水，解除平、津地区洪水威胁，保证京山、京汉两铁路的安全，还供应北京城市用水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