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历史】之二十一 ——关于大跃进大办小水利和三门峡水库建设问题的反思 | 钱正英水利工作历史记录之四

马：建国初期兴修水利的热情高涨，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就发展到了高潮。

钱： 但是这种高潮有些离谱了。典型的指导思想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现了许多“左”的提法和做法。在水利上比较有名的就是“三主”方针，即“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与之对立的是“排、大、国”。说“蓄、小、群”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排、大、国”是“资产阶级专家的路线”。

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水利方针呢?

钱：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降水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马：一个是堵一个是疏，或者说，鲧是以蓄为主，禹是以排为主。

钱： 从来就是两种思路。一九五零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做了根治淮河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在周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

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这本来是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的帽子。这种错误提法，被当做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

马：与历史上的争论不同，在蓄和排之外，又有了大、小工程、国家与群众兴办之争。应该怎么看待后两者的关系呢?

钱：水利是搞大型工程，还是搞小型工程?本来，应当是大小结合，但是往往会强调一面，大跃进时就强调“小”。至于是靠群众自办，还是靠国家组织，其实也应该是国家和群众相结合。但大跃进就强调以群众自办，而且以群众运动为主。

马：本来都是辩证的统一，但是没有做到统筹兼顾。

钱：只讲“蓄小群”不对，如果只有“排大国”没有“蓄小群”也不对。可是“大跃进”时，片面强调“蓄小群”，这是“左”的思想在水利上的表现，而且把业务问题戴上政治帽子。

一九五八年中央召开广州会议，我没有参加，李葆华、刘澜波两位同志参加。有个别省的领导攻水利部，说水利部搞资产阶级专家一套，搞“排大国”，他们主张搞“蓄小群”等等，并且讲得头头是道。结果主席也肯定了，在讲话中间也点名批评过我：“钱正英还是共产党员?”广州会议回来之后，李葆华、刘澜波两个人带了广州会议毛主席讲话的记录，上午在党组会议上传达，下午还要在司局长会议上传达。

谈话记录上，我被点名，李葆华同志也没有办法，下午司局长会议宣布后，我就很难工作了。正在这个时候，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传来了一个向司局长传达的记录，一看记录，那些话被划掉了，我才算侥幸过关。可是“文革”的时候造反派又揪住这件事不放，这是后话。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李葆华同志虽然没被点名，但也是受批判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前，我们协助李葆华同志起草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我们是翻来覆去地斟酌，很难写啊，心里是不太通，但是还一定要跟上中央，怕受批判，这个滋味实在不好受啊。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水利工作就基本失控了，谁听你水利部的，各人干各人的。黄河下游引黄灌溉等等，一个县修一个闸，谁都可以修，县、地、省又修“边界堤”，拦阻上游的来水。引黄灌区只灌溉不排水，水利部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也是“怕”字当头，怕受批判。有时也头脑发热。一九五九年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潮中，我们在全国水利会议上也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我们拿着文件草稿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总理批评，我们取消了这个口号。

马：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钱：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葆华、刘澜波、李锐三个人参加了。对庐山会议的情况当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回来开会传达，一句话也不讲，先把彭德怀给主席的信和一个人批评大办水利的材料给大家看。冯仲云副部长心直口快，一看就说“好啊”，我还没接上来呢，李葆华是个好人，他马上说，你错了你错了。

马：李葆华确实是个厚道人，要是换成另外的人，等到你们放炮完之后，就可能把你们都打倒了!

钱：“反右”运动时，如果不是他保护，我也差点被抓住，成为右派。

马：那么，在“大跃进”时“蓄小群”大行其道了?

钱：是啊。“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这种错误提法，被当做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把“蓄小群”发展到极端，一直发展到这样的口号， 叫做“一块地对一块天”。提出如果每一块地都四面围起来，把天上下的雨蓄住，不让它流到河里，这样不就没有洪涝了吗？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零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

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当时在水利方面都是非常严重的。浮夸风——在安徽，几天就报道挖了八亿方土，过了几天又报一个八亿方，一连三个八亿方!共产风——水库移民敲锣打鼓就欢送走了，根本就没好好安置。平调风——那个时候就是无偿的大兵团作战。这些都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水利的效果，最后造成黄淮海平原严重的涝碱灾害。到一九六二年时，冀鲁豫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化，群众总结：“引黄灌溉一年增产，两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

马： 有个问题要向您请教。如何评价“大跃进”期间的大修水利?至今仍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有的全盘否定，有的则完全肯定。

钱：“大跃进”对有些地区危害很大，但也推动了山区的水利建设，在山区，以蓄为主，修建水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一些中小型地方办的水库，基本上都是那时搞的，许多水库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但是，那时的许多水利工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加固，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马：三门峡是不是“大跃进”的问题?

钱：不是。相反，三门峡是迷信外国，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
马：在三门峡问题里面是不是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个是科学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

钱：我认为主要是科学问题，三门峡工程经“人大”讨论通过，不能说不民主。多数人，包括我们这些人，是一个知识水平的问题。三门峡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大。解决三门峡问题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从此扔掉了洋拐棍，开始独立思考。